宋濂生平：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谥号文宪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人。远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裔屡次迁徙，至六世祖始从义乌迁金华潜溪（今金东区傅村上柳家村），后举家迁居浦萝山，又谓浦江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 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字号：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所处时代：明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金华浦江。出生时间：1310年11月4日。去世时间：1381年6月20日。别称：宋太史、宋学士、宋文宪、宋潜溪、宋龙门。主要作品：《皇仙引》《渊明祠》《越歌》《题李易安书琵琶行》《送东阳马生序(节选)》等。主要成就：明朝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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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东阳马生序(节选)》、《王冕好学》、《阅江楼记》、《渊明祠》、《皇仙引》、《送天台陈庭学序》、《题李易安书琵琶行》、《越歌》、《拟古·秋蝉啼枯枝》、《送许时用还剡》、《次黄侍讲赠陈性初诗韵》、《画楼歌·画楼殷殷贮白娇》、《拟古（二首）》、《题宗忠简公诰（王黼时为少宰，署名诰上）》、《兰花篇·阳和煦九畹》、《题倪元镇耕云图》、《和刘先辈忆山中韵》、《拟古·明星夜生角》、《越歌·阿侬羞杀黄帽郎》、《滩哥石砚歌》。
二、生平
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谥号文宪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人。远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裔屡次迁徙，至六世祖始从义乌迁金华潜溪（今金东区傅村上柳家村），后举家迁居浦萝山，又谓浦江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 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后谥文宪。 明初，读书于青萝山中，藏书楼名“青萝山房”，又名“萝山书室”聚书8万余卷，史称“明初藏书家首推宋濂”。多聚善本、孤本。如《长庆集》、《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群书事林广记》等，为北宋缕版，后经兵火战乱，复本已毁，唯独他藏有小宋版,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本。他的藏书流传至清代，钱曾、黄丕烈、潘祖荫等人曾分别递藏过。藏书印有“宋景濂藏书”、“金华宋氏景濂”、“景濂印”、“太史氏”、“玉堂学士之印”等。
三、文学成就
宋濂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送东阳马生序》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八年级下学期文言文单元。
四、介绍
宋濂青年时代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于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 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 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他的散文清新简洁，行文善于变化，思想也比较深刻。 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