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XX区与艾滋病调查报告
这是我们对四川省境内3个的考察报告。我们于2001年7月25日出发，到2001年9月3日返回，总计在现场进行了40天的参与观察与访谈。
参加者中除了潘绥铭之外，全部是女性；而且后5 位是前两位的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这项工作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名称是《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项目办和四川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
由于当地对该地的性产业都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已经向当地承诺，决不透露该地的名称；因此我们将不直接写出具体地名，而是使用代号。同时，出于对基本的尊重，所涉及的任何场所名称和个人姓名都是化名。
本项目选择了A镇、B镇、C区这三个。它们都在成都以南的四川腹地，相距不超过50公里。它们都是镇一级的行政建制，都是城郊、路边类型，都拥有数十家性产业营业场所。在我们调查期间，它们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没有遭到“扫黄”。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2001年3月－4月，本课题组的3位成员曾经专门到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半径120公里的范围内，察看了性产业的概况。当时累计发现7个，都拥有20家以上性产业营业场所。但是到我们开始执行项目的时候，其中的两个已经被扫除，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不得不舍弃。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当地领导不同意进行调查而放弃。最后一个则是该地由于自然萧条而规模缩小，只剩下不到10家营业场所，因此我们也放弃了。
我们首先全体到达第一个地点A镇，在那里连续工作18天。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2001年3－4月的“踩点”工作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A镇的性产业相对地历史悠久，经营方式已经非常规范，组织管理也非常完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也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较发达”的典型，试图首先从中获得可供后来参照的信息。
第二，那里的老板和小姐的安全感相对更强，更加容易接受我们的访谈。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培训调查队伍和获得经验的“练兵场”，然后再去突破难点。
完成在A镇的工作后，我们原计划到一个县城的边缘地带，考察某个性产业场所多达80余家的著名，但是被当地最高领导坚决制止，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分别到B镇和C镇进行访谈，累计分别连续工作22天。
我们运用“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对位于3个不同县市内的3个、38家性产业经营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与访谈。我们累计访谈和观察了142位小姐；38位客人；31位与性产业相关的男女。
我们要说些什么新东西？
时至2002年，关于“小姐”和的书虽然仍然很少，但是在报刊上和网上，各种文章正在逐步增加。普通人对于这话题也已经不再陌生。
如果仅仅是的地点不同，仅仅是材料更多、情节更细，那么我们就不会写，读者也不会看了。
我们将把自己的新收获呈现给大家。
性产业工会
性产业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它虽然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解决起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在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里，尤其是在欧洲，对于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日益乐于承认：性工作也同样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当然也就是一种工人；是工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工会；有工会才能更好地管理性产业。
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中国是很难走上这条道路的。
2000年5月，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妇女作为“性工作者”出租自己的身体。该委员会说：卖淫是妇女使用自己的身体“从事再生产的权利”。
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中国是该公约的165个签字国之一。但是该委员会的要求并没有任何强制的约束力，所以我国也就未予理睬。
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旧规都可能改变，哪怕仅仅是在局部和微观的层面上。
我们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个性产业的“工会”。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个；也不知道它将来的命运会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那些睁眼看世界、睁眼看现实、真心诚意脚踏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保官和做秀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准奴隶制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平面，那该多好啊。可惜，就在离性产业工会所在地不足百里的两个，我们却看到了并且体验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女孩子们骗来、关起，逼着她们投入性产业。然后，翅膀长硬了的小姐们就会飞到别处去。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就连这样的单个的性服务场所也没有见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中国仅有的，也不知道它们何时才会转型。但是我们却知道，目前这样的“扫黄”对它们仅仅是“风过草抬头”。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既不是由于老板们生性凶残，也不是由于简单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长官经济”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尽管当地的性产业实际上确实并不是哪级或者任何所提倡或者鼓励的。
“吧哥”
他们是准奴隶制的产物，既是雇员又是帮凶。他们与珠江三角洲的“鸡头”相比，控制的小姐更多；与“妈咪”相比，控制得更狠；与黑帮老大的“马仔”相比，没那么有权，与过去文艺作品里的“狗腿子”相比，则没那么恶心。
客人与小姐的博弈
过去，我们对小姐了解得相当多；这次对客人的了解也不少；可是最令我们开窍的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奇闻轶事，而是双方之间的“打牌”。谁说小姐是来者不拒、见钱眼开、听凭摆布？谁说她们只能单方面地忍受“性剥削”和“性奴役”？谁说客人就一定会欺负小姐？长期以来，这样的描述充斥了人们的大脑（包括我们自己），引导着人们的思路和道德判断。它唯一的小毛病就是以偏概全。
实际上，就像任何一种交易一样，就像中国加入“世贸”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大个子”虽然凶，可是小个子也有小个子的办法，最终要么双赢，要么双输，反正先得较量一番再说。尤其是，小姐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哪怕她是被迫投入这一行的也罢。
小姐的业内感情纠葛
小姐会不会爱上客人？那爱是爱人还是爱钱？客人会不会爱上小姐？那爱是爱人还是爱性？这样的问题，细琢磨一下，实在是一叶障目（我们以前也是如此）。
就是因为我们把小姐和客人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系，给定义为单一的“做买卖”，我们就只能认为爱是不可能的。其实，老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因此，即使在一般的商战中，也经常发生仇敌相爱的事。那时，我们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打死也不信，还常常演到电视上、电影里，让观众连眼泪带钱包一起往出掏。
性病问题
传播性病，这也是一般人歧视甚至仇视小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一个刚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的性病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小姐毫无疑问首先是性病的受害者。可是有人就是不服，说：第一次嫖就被传染性病的客人，就不是受害者吗？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变成了谴责小姐“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的理论依据。
其实，这既不是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争论：更应该同情谁？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的道德立场，因此在我们大量、细致的记载中，您会更多地看到：预防性病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首先掌握在客人的手中，其次掌握在那些能够专业化的小姐手中。
对策建议
说实在的，我们对这题目早就烦透了。司马光如果不去砸缸，而是伸过去一些小枝小叶，能救得了谁？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想开窗户，大家都会反对你；可是如果你说要拆房子，大家就会说：那还是开窗户吧。
就我们所知，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建议在内，目前几乎一切所谓的“对策”都是折衷主义的范文。可是，所谓折衷，其实只不过是双方互动的客观结果，逃也逃不掉的。如果一开始就朝着“折衷”前进，那么其结果就只能跌落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因善小而不为”，而且在这方面，除了“加大扫黄力度”这样的昏话和废话之外，就连鸡肠狗肚那么小的对策都很缺。所以，我们专门对于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议。
至于针对性产业的对策嘛，我们恐怕很快就没有建议权了，因为A镇的“工会”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认识上的新意
实地访谈的资料永远是社会学的根基，也永远是做出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因此，我们仍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做出一些基本的描述。尤其是，我们所写的这三个，与潘绥铭以前所调查过的都大不一样，而且第一个与后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值得一书。
在潘绥铭的前两本关于的书里有一种倾向，就是“材料不够，分析来凑”。现在我们的材料足够丰富了，因此我们的写作风格也就变成“展示为主”。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实地访谈资料摆在书里，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话。我们希望读者看了以后，能够得出自己的印象和认识，而不是听我们喋喋不休。
写作者都是社会学界的成员，因此我们试图运用一些社会学的成熟理论，对于性产业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于和性产业研究，乃至于所有亚文化群体的研究的发展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描述社会现实的层次之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智慧和思想。尽管我们自己现在也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是我们努力了。
除了潘绥铭之外，本次社区考察的参与者都是女性。她们虽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接触和小姐，但是获得的资料却极为丰富和深入。她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现了许多男人不容易发现的现象，得出了许多男人理解不深的认识，给我们极大地增辉。[1]例如，关于小姐们“破处”的情况、具体的性行为方式、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情况等等，恐怕男性就不容易访谈到。尤其是，她们还访谈了38个男客人，就更加难能可贵。
对于社会学的意义
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作秀；可是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们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
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的夫妻店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了刑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既越轨又需求强劲市场广阔、既被严打又被保护、既是千夫所指又是一些人的生计所在。甚至可以说，如果还有什么社会问题足以把中国人分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的话，那么不敢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请到里来。
……
反过来，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那么，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A镇与实行准奴隶制的B镇和C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小姐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修正，例如“三种资本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在里也确实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小姐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3. 也是对于许多所谓“女性研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小姐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究竟应该仅仅盯住男人和女人来说事，还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堕入兴娼与废娼之争的深渊，就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4.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现在又加入了无孔不入的利益（所谓金钱社会）。在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的店与店之间的关系、与当地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在每个店里，老板与小姐之间却是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与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至少对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所谓“社区”来说，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理论难点。难道因为单位分房而不得不聚居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就天然是社区？难道居委会从垂直领导变成居民选举，那个地方就必然变成社区了？难道那些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那些除了地理名字就无法指称它的地方，也能够称之为“社区”吗？如果不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作对策研究，那么不仅整个社区理论没前途，对策至少也会是云山雾罩，甚至会南辕北辙。反之，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当年毛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只不过需要更深入一些：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民心？对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究竟是金字塔的脚丫子风化了，还是墨迹扩散了，还是“煮豆燃豆萁”，还是“欠债还钱”？
附：详细报告摘要
第一部分 曲径通幽――“小姐培训基地”
世界各国的性产业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实行准奴隶制的场所或者地区，中国也不能例外。只是，我们以前虽然在南方沿海和中南腹地都调查过，在全国各地也是有性产业必看，却一直无缘目睹这样的情况；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我们所调查的后两个B镇和C区，距离第一个调查点A镇只不过100华里之遥，但是性产业的生产关系却有着天壤之别。
B镇和C区都被当地人自己称为“小姐培训基地”。
这首先是因为，这里的小姐原来几乎全都是“局外人”，是被骗到这里之后，才首次投入性产业的。
按照当地吧哥刘大侠的估计：这里70％的小姐是被骗来的，只有30％是自愿来的。其实，这个吧哥出于自身的利益，把自愿来的小姐估计的太多了。另外一位在外上大学的当地男青年，则出于道德义愤，又把被骗来的小姐估计的太多了。他说：这里的小姐百分之百是被骗来的。
可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地方实行的是完完全全的准奴隶制[2]。所有新来的女孩都被关押、被强迫，只是程度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恰恰因此，新来的女孩子们一旦在这里被强迫投入性产业而且适应了它，就会逃走，跑到别的地方去做。即便是不做就逃走的女孩，也等于是“经风雨见世面”，以后再投入性产业的可能性大增。所以，这两个就成为“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地方了。“小姐培训基地”就是由此而得名。
在B镇，旅馆老板娘沈姐说：因为来这里的小姐都是刚入道的，所以这里消费低。刚刚做的小姐都比较干净，没有病。可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最长的一年，小姐就会到别处去，到挣钱更多的地方去；所以这里是培养基地。
C区的一位吧哥是这样总结的：我们有我们的特色。客人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小姐年纪小，又都是新来的。在B市、成都，小姐们都太老练了，结果不是客人耍小姐，而是小姐耍客人。总之，我们这里的小姐新鲜。可是，“这里是培训小姐，（她们）学会了就都飞走了。”
无论是在B镇还在C区，对于客人来说，最主要的开销就是付给老板的“台费”，无论“素台”还是“荤台”都一样。此外的餐饮费等等可以自己选择，不吃不喝也行。
“台费”是每个小时20元，不足一小时也是20元。但是多数“堂子”都是把2小时算作一个单元，实际上就是最低消费40元。不过，由于生意不好，客人如果非要只耍一个小时，老板往往也就忍了。
B镇和C区的的一大特色，就是有一个“吧哥（吧姐）”阶层存在着。我们在全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
吧哥说的是男人，吧姐说的是女人。他们受雇于老板，主要的工作有三项：
第二，一直跑到马路中间去堵车、拉客，常常像是奋不顾身地堵眼；
第三，关照客人，包括把捣蛋的客人暴打一顿。
因此他们必须没日没夜地首在大门口。一般的老板都有两个吧哥吧姐，多的可以有四个。他们的月薪在800元左右，但是他们都喜欢说自己每个月挣1000元。
吧哥吧姐与东南沿海地带的“鸡头”的主要不同在于：他们只是老板的雇员，只是管理层，而鸡头则往往是地个体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吧哥吧姐更像是“妈咪”，只不过C区为了维持其准奴隶制，不得不多用男人，少用女人，所以“妈咪”这个词才流传不开。
二、小姐们的从业经历
利用虚假职业骗来、女孩子涉世不深，只有一点小聪明、连大学生也能骗来、还有被骗两次的、老板们还能把两个人一起骗来。
（三）不是被骗的：
为了快点赚钱、不干，还能干什么？、出于报复、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被家里人送来的、因为有经验、 “二进宫”、为了“躲灾”。
三、小姐是怎么开始接客的
制造“欠债”，强制留下、利用“怕丑”，迫使留下、因为已经不是处女了
（二）然后再说服她们：
穷是最雄辩的理由、 “各有各的活法”、疲劳轰炸、利用小姐们“互相帮助”、“说服”的实例（访谈者的记录）、因为所有原因。
逼债、耗光小姐自己带的钱、不发工资、罚款、威逼、直接强迫、不过，最近强迫少了。
四、 开处
开处就是处女第一次卖淫。但是在我们的访谈中，“开处”这个词常常是嫖客或者老板使用，小姐们自己谈起来的时候却往往使用“破处”这个词。想来也有道理，“开”是主动进攻的意思，而“破”则是被动接受之意。
我们在以前所调查的里，很少听到开处的事情，因此倾向于认为处女卖淫的情况并不多。没想到在这两个“小姐培训基地”里，开处的竟然如此之多。
小卖部徐姐说：现在好多小姐在被骗来之前已经不是处女了。嫖客怕受骗，也学聪明了，他们要先带小姐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处女才做了给钱。
眼镜客人说则说：“在这边找小姐开处，（客人）要给老板120元，叫‘月月糊’（每月10元）。小费全归小姐，600，800，1200都有。”[3]
可是小姐们说起自己破处的事情，却是酸甜苦辣都有。她们破处的心理准备：
高估破处的价钱、不相信能够贞操到底、也有坚持下去的
五、管与逃：小姐与老板的搏奕
（一）对小姐的日常控制：
文的：许愿“放假”、“放走”；文武结合的：赎身钱、扣住工资、向小姐“借”钱、扣身份证；武的：打骂是为了威慑、高墙深院、严加看管。
（二）想逃还是能逃掉：
软磨硬泡，死抗到底、故意得罪客人，迫使老板同意离开、出台时逃走、乘买东西、看病的机会，直接逃走，由于人多，巴哥老板往往无法抓、打、自己设法打电话通知家里人来接、委托嫖客出去打电话报警或者通知家里人、靠别人帮忙逃走、自己直接报警、直接从营业场所潜逃。
第二部分 别有洞天――“娱乐业工会”
（二）在镇内，转场也自由
（三）不强迫
（四）平时人身也自由
（五）工资高一倍，生活也更好
（六）小姐也就不同凡响：
大专生、苦学英语的、学成电脑的、还有来“叙旧”的
（一）契机：金凤凰事件
（二）转变：行业工会
我们所勾勒出来的这套连环画是这样的：
第1幅图画：金凤凰事件发生。
第2幅：在最高行政长官的虎威之下，当地的各级干部都雷厉风行，勒令性产业全部停业整顿。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被查封的。有的是老板自己关门避风头；例如新绿。有的是被上面晓以利害，不得不关；例如安娜宫。还有的则是虽然关门，却仍然偷偷留着小姐，以备随时开门；例如”鹊桥”。至少还有一家，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正好借此机会彻底关门；例如丰情。
第3幅图画：在等待了仅仅3天以后，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先后明白了，这只不过又是一阵风。因为没有催问，没有调查组，也没有涉及到任何其他人。于是，又陆续地重新开张了。
第4幅：当时老板们认为，金凤凰事件的要害是那个小姐不到18岁，是未成年人，所以麻烦才会这么大。所以他们从那时开始，就对小姐的年龄格外敏感，千方百计地隐瞒，一直到我们来调查的时候仍然如此。
第5 幅图画：但是对于这次事件，每个老板的个人感受却是大不相同。至少有一些老板已经意识到，再像以前那样经营下去，恐怕永远是多事之秋。例如，我们所访谈过的几位老板和老板娘都提到过B镇、C区和其他一些附近的大小，都对那些地方所实行的准奴隶制大不以为然，或者不屑一顾，认为那些地方是“没素质”、“档次低”、“不懂”；还说这里（A镇）以前也是那样，但是后来就不了。
第6幅：这时候，在老板们的民心的基础之上，一位关键的人物站出来了。他至少是县里的最主要领导。在我们所调查过的所有或者性产业所在地的所有中，他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位想要认真解决性产业问题的人。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谁，更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具体运作的；但是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所创造出来的空前的成果：利用“烈女事件”的契机，创建行业化管理的机制，推动A镇从此跨上自由雇佣制度的新台阶。
第7幅图画：事件过后不超过半年，2000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叫做“娱乐业工会”的组织在A镇成立了。那天是中国性产业的春节。
传说上帝用7天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开拓中国性产业新路的这7个脚印。
这个工会完完全全是合法的、正规的。它是作为一个行业工会，直属县工会领导[4]。就在我们调查期间，县工会的副还来A镇检查它的工作，只可惜们不愿意接见我们。
这个工会共有5位委员。老板孙姐是其中之一，主要管帐。工会的条件之一是党员，所以现在由缤纷的姜老板担任。工会委员们开会由召集和主持，不定在谁家开，也不定在什么时候开，只要有事就开。
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正式的会议，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情可谈可办，但是规定：一次不来，罚款100元。其实委员们每次都来，而且互相都处得很好，“好耍得很”。每次开完会都一起吃一顿，以后还准备一起出去旅游。在往后，还打算把工会会员也组织起来出去旅游。
这个工会的会员并不是服务小姐，而是所有娱乐场所的老板。因此它实际上是行业公会，类似行会或者商会。它每年向各家娱乐场所收100元的活动费，没有一家不交。会费主要用来平时开会以及招待上面来人等等。
这个工会的职责，在老板们看来，主要是用来应付外面或者上头的各色人物。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委员们就开个会商量一下，由工会出面与上头周旋。例如孙姐就说过：有一段时期，县里的110看到A镇有油水，可是又不敢直接到镇里来抓人，就每天晚上守在从A镇出去的路上，看到成都的车就抓，就罚款。客人们就找老板告状，老板们就找（A镇的）工会，工会就找县工会；最后终于解决了，110再也不敢了。
由于工会的存在，委员们个人的势力也有所增强。例如有一次，一伙客人玩了150块钱，但走的时候却不付账，开上车就想溜。老板孙姐就抓住一起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并把他送到当地的派出所。结果，那个客人花了一千多块钱才出来。可是我们在其他不是工会委员的老板那里，却没有听到过同样的事例。
但是，作为工会，姜老板却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工会的主要职责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不得乱来”。虽然姜老板跟我们不是最熟，直到最后也还多少有些疑心，但是说到工会的事情，他却非常坦白，因为按他的说法“我是正式任命的工会，不是官，可是（毕竟）是。”在我们宴请他的前后，他陆续说到了工会的管理职能：
首先，一定要保证小姐来去自由，“不得找借口不让人家走”。姜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难，（老板们）跟我吵”。但是，“那个事（金凤凰事件）都怕了”，（可能是上面）“来讲清道理嘛，后来不吵了。”姜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除了我们从小姐那里了解到的实况之外，例如，”鹊桥”的老板是派出所的，按理说应该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老板娘却说：“有时小姐来了，不愿意（做），又走了，（我）就损失了。损失就损失吧，我也不计较，把事情弄大了不好。”
其次，一定不得雇佣16岁以下的小姐。“这个不得做，谁也不得做，要出事的。”（这就是老板为什么对小姐的年龄如此敏感的原因。其实，自从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已经再也不问小姐的年龄了，除非她自己说出来。）可是老板怎么可能知道小姐的真实年龄呢？为此，孙姐曾经想过要登记小姐的身份证，但是小姐一听要登身份证，就不来了。所以这条规定有些虚。况且，老板也完全可以明知故犯。例如帅老板就自夸道：“我们这儿叫“春之舞”嘛，女娃娃们都比较年轻，才跟我们这名字比较符合。结了婚的没得，我们不要。”
第三，一定要善待小姐，尤其不许强迫和打骂。这一点并不是姜老板直接主动说出来的，而是在我们表扬这里的老板对小姐不强迫不打骂的时候，一起吃饭的他的老婆说：“他就是要管这些事的。”
第四，一定要保证小姐在做生意中的人身安全。姜老板的话是：“病了、伤了（老板）都要管。”孙姐的实例则是：首先，有病的小姐孙姐不会要。其次，孙姐一般不让陌生人带小姐出台，因为不安全。万一出了事，她担当不了这个责任。可是这条也有些虚，按照孙姐的说法，“这些小姑娘们都非常的幼稚，常常会受先生（客人）的骗。有些不听老板的话，背着老板和先生去约会、出去玩。还有的什么也不说就离去。”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如果老板会员违反了，那么工会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去处罚他们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对此，姜老板一直说：“不会（违反）的，给他说了，就不会的。”我们再问：有没有真的违反过的呢？他坚持说“从来没有”。至少在当时，我们觉得他不是撒谎，而且至少在我们访谈期间，也确实没有发现违反上述规定的事例。
除此之外，其他老板此前还告诉过我们一些的优惠事例，现在联系到工会的职能，我们觉得，那些都是对“行业自我管理”的交换。例如缤纷的老板说：“以前每月每家要交四五千元的税，现在减掉一半，只交2000到3000。”再如，所有人都说，自从一年半之前开始，A镇这里从来没有扫黄，而那正是工会成立的时间。
当然，老板们的得益并不仅限于此。至少有一位老板已经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对我们分析道：“我们是娱乐业。娱乐业靠什么？靠小姐是新的，新来的。客人就喜欢这个。我们（实行）来去自由，小姐就愿意来，来得也多。（小姐）做了又走了，（结果小姐）总是新的。”
三、 为什么会存在？
（一）神话：为了发展经济
（二）实情：“公信之债”
A镇、B镇、C区这3个地方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当地的“致富狂躁症”的产物。
读者都看到了，这三个都是位于该地的“开发区”里面，而且仅仅在开发区里面才有。一街之隔，老区（旧镇区）里就踪影全无。就连我们曾经试图去调查但是被当地领导严厉禁止的那个，也是全部都在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就位于县城的边缘。也就是说，“开发区”不仅是的依托，也是之母。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不能不说说开发区的由来。
大约从1995年起，这一带的各个县市就刮起了“开发区”之风。先是每个县城都在自己旁边建起一个开发区，然后就轮到每个镇。不仅公路两旁的镇建了，就连A镇B镇C区这样远离交通干线的穷乡僻壤，居然也想起来要发展“工业经济”，搞起了开发区。为此，这三个地方都是搬迁了两个村的农民，侵占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可是仅仅是铺起了宽阔的水泥马路，却并不盖房子。路两边的所有房子，全部是镇民或者农民私人投资盖起来的，而且个个都怀着天大的致富梦。
例如在C区，先是在旁边盖起一座造纸厂，又挨着老镇区搞起一个“工业开发区”，后来居然叫做“新技术开发区”，亏他们想得出来。结果，当地人开始疯狂投资，盖起来一片一片的新房子。等到万事具备，才发现“东风”（外来投资）根本没希望――谁会傻得到这样一个距离任何县城都有40公里左右的地方来发展工业或者商业？
也就是说，这些开发区既没有招来商，也没有引来资，更不见技术的踪影。它们的唯一功劳就是聚集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财富，一起投入一个“现代化的游戏”。
由于正经的经济发展无望，不得已，一些人搞起了“娱乐业”。按照药店李姐的说法就是：C区以前非常穷。街上地痞流氓多得很，现在的好多ＯＫ厅都是那些混混开的。从我们的访谈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在这三个地方，性产业都不是“一哄而上”；从第一家的创建到的形成，都经过了漫长的3－4年。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投资者一开始并不想单纯地搞性产业，而是万般无奈才陆陆续续地出此下策。例如C区的一个吧哥就说：“这家开了七八年时间了，最早是经营餐饮的，没有这些服务。后来什么都不赚钱，才搞这个（性产业）的。”
尤其是，这三个地方的性产业其实赚不到多少钱，更不可能真的发家致富。我们访谈过4位前老板，都是因为亏本才转业的。其中C区的一位甚至说：他现在开的豆花店都比原来的休闲庄更赚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地人实在是没有其他生意可做，才经营性产业的。
当然，许多当地人仍然把发财梦寄托在“开发”上。例如，C区的药店老板就说：这边经济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C区没有正式的企业和厂子，就有一个纸厂和一个什么饲料厂之类的。还有就是路不好，旅游业发展不起来。国道修到一半，没钱了，就搁在那里了。如果成都到＊＊潭的路修通了，C区作为一个必经之路，经济一定能带动起来。其实，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仍然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类似于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中所描绘的、位于中南某个中等城市郊区的、新建的那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但是在那个开发区里，毕竟还有一些工业，只不过没有原先预想的那么多而已；而且，那里终究还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它毕竟背靠一个工业化的中等城市。
可是四川的这三个“开发区”，既不靠近原料产地，也远离较大规模的市场和交通干线。因此，这里不但没有任何工业生产，就连手工作坊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注入，更没有超过本镇范围的市场。当地的镇民和农民完全是相信了的许诺，才把全部家当都投到这三个开发区里来。
更重要的是，无论镇民还是农民，一旦在这三个开发区里盖起了房子，他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他们已经没有土地，没有积蓄，也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或者经营机会，又不可能自己创造出什么高新技术来。既然无法招商引资，那么就只能听任他们自找活路；而他们办性产业，实际上是讹住当地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地方的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因为当地不得不向私人投资者“还债”。当地欠他们一个梦，抵押了自己的“公信”。
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金凤凰事件”那样的“不测风云”袭来，这三个地方都根本不可能扫黄；就因为当地人的投资无法收回，也无法用任何一种其他办法来补偿。即使不扫黄，许多当地人盖的房子也租不出去，根本没人租。他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以后发展了，这边的地皮就会升值。”
对于这种“债务关系”，当地人其实心里明镜一般。C区的药店李姐说得好：“当然，（）要垮也很容易，只要上面下一个文件。但是垮了，这些人又做啥子哎，又要回到以前的穷日子。再说，这些房子做什么（用）？都是自己盖的哎。”
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扫黄老套子
这种“公信债”，是束缚当地扫黄手脚的最坚固的绳索。它远比财政收入更重要。否则，在我们访谈的时期内，当地性产业已经非常萧条，就是横扫干净，税收也减低不了多少；可是为什么不扫，反而减税呢？这就好像是：你非让骑驴的人开摩托车，还杀了驴吃肉；那么你对于摩托车，就只能维修，无法废弃。
当然，A镇已经走出创新之路，那里实际上不再需要扫黄了。可是B镇和C区却恰恰是因为不敢或者不会创新，才落入“越扫越黄”的老套子。
不是不宣传扫黄、不是不救小姐、不是不压缩场所、不是不管理[5]、不是不查、不是不整老板、不是不罚、不是只罚小姐不罚嫖客、不是不封场所、不是措施不管用、不是领导人不聪明；但是：
仍然存在着。
（二）性产业不上台阶
从性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完全是赶着鸭子上架，根本就是有病乱投医的产物。它们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当地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人群，需求极度虚弱；更没有与性产业配套的其他服务行业，例如休闲场所、商业区、其他娱乐设施等等。它们本来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性产业，产生了也根本维持不下去。它们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我们的扫黄国策；因为越是大中城市，扫黄越是严厉和频繁，结果就把嫖客们从成都和B市驱赶到这三个来了。
但是，也正是因此，这三个地方的性产业都没有“上台阶”；而这恰恰是它们门庭冷落的业内原因之一。
按照C区的客人C的话来说：这里的档次太低了。人（客人）的观念都变化了，但是这里的经营方式却没有变。卡拉OK厅早就过时了，没有人喜欢玩了。
尤其是这里没有固定的客源，没有固定的消费群。本地人消费不起，成都的那些人有不乐意跑到这里来。一个原因是路远而且不好走，还有就是成都那边娱乐的地方非常多，价格也不贵。档次还比这里高，人家为什么要跑到C区来？
该客人还特意提到了成都附近最著名的金马，说那里才是玩的地方。小姐什么都会做。他自己上周就去过金马，只要100元小费。
还有一个原因是成都的星级宾馆，还有省级招待所都对外开放，价格也不是很贵。那里的小姐档次高，又卫生，又不怕查，所以有点钱的都乐意去。有一次他请了几个朋友去一个三星级宾馆，有夜总会，每人250元，有小姐陪，还免费提供住的，多合算！
（三）井水不犯河水
纯粹的刑事犯罪，其实与性产业是井水不犯河水。另一方面，性产业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在C区这样一个小镇上，居然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群众自娱自乐的舞会。这可以说明，当地的绝大部分居民还是在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第三部分 临渊探花――嫖客面面观
一、谁来？各色人等
来的都是客，有头有脸才是真。所以无论是老板、吧哥、小姐还是客人自己，给我们说的几乎都是那些“档次高”的人。这也不奇怪，谁不喜欢说自己的货好？顾客的身份，只不过是商品的镜子而已。他们有：干部类、老板类、常人类。
其实，小姐提供的只是一种普通的、廉价的服务，谁都可以买。只不过性产业的参与者们一般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只有在我们耐心地听完了他们暴吹“高档客”之后仍然死死追问的时候，他们才肯说出一些实情。
二、耍什么？五花八门
由于去现场访谈的都是女研究生，所以老板、吧哥和小姐们给我们讲了格外多的客人专找女大学生嫖的故事。他们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说明“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二来是为了说明“这也是人做的工作”；三来嘛，也许是“我要诱惑你”。
我们早就分析过：在嫖客的“理性选择”中，往往会觉得“包二奶”比“找小姐”更加合算，也更加安全可靠。在东南沿海地带，这已经被证明了，在四川的里，也开始出现；“嫖客的分层”也会日益鲜明起来的。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三个里，都有“素台”（仅仅三陪）与“荤台”（直接的性服务）之分。那么客人为什么会选择其中的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呢？
观念1：男人才有性自由
观念2 ：能够把性、爱情、婚姻分开
分析：
从客人的嘴里，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应酬需要论”。几乎每个客人都要反复上两三遍，把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最典型的话就是：“我们朋友之间觉得这事很正常。有时客户谈生意，需要应酬，就去唱歌、按摩、找小姐。这些都很正常。”
请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借口。
这第一反映出：目前这种“三陪为主、嫖娼为辅”或者“先三陪、再上床”的情况，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古老的“青楼文化”的一种延续而已。
在古代，中国男人们，尤其是权贵与骚人墨客们，更多的是“狎妓”而不是“嫖娼”。因为在那种连交头接耳都可能被处罚的皇权时代里，男人的社会交往，包括经商应酬，往往是不得不在妓院娼竂里进行。他们会嫖的，但是不可能总是嫖；所以才产生出不是“唯嫖”的“狎妓”来。其内容往往是载歌载舞、琴棋书画、把盏陪坐而已，非常类似现在的“三陪”。
现在的这种“回归传统”，在性的方面虽然没有大变，却多了一种交往的内容，就是“贿官”与“租权”。这已经被应酬的双方视为天经地义，已经被许多干部认为是一种正常工作了。[6]
第二，这种“应酬需要论”反映出：这些男人实际上都信奉“性、爱情、婚姻的分离论”。否则，为什么不设家宴款待客人，为什么不叫自己的老婆作陪？
这种“分离论”是“男人性自由论”的基础。因为大多数男人总还要结婚、成家。如果不能把“家里”和“外边”分得很清楚，那么“性自由”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然，男人也同时需要性、爱情和婚姻，缺一不可。我们所访谈的客人也经常说：找小姐也是有感情的好。但“分离论”的要害并不是把三者永远分开，而是：要合则合，要分则分，一切视乎我此时此地的愿望。所以我们在访谈中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