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争论:
根据气候、地理以及植物之不同，中国农业并非起源于一个地区。他主张北方以抗旱、耐冷的粟、黍为主，另配合其它的干果作物如柿、栗、枣等，构成了一个复合的旱地作物农业系统；南方则以水稻为主，结合其他的水生作物如菱、藕等等，构成一个符合的水生作物农业系统。
3、长江流域发展缓慢的原因：人口的缓慢增长； 长江流域人体弱多病；气候的差别；
东汉末年，北方移民大批迁入南方，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三国时，移民较多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和淮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导致这次的物质的与根本的因素，是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济区的兴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力及其位置，能足以使它们成为同统治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君主的权威，作长期抗衡的基地。蜀的日益成长，和长江下游吴的新兴昌盛，就属于这种情况。
——冀朝鼎
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北方大量移民再次南下，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
水利的兴修，发挥了江南水利资源的优势。
东晋：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荻塘“溉田二百余顷”
宋：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
梁：豫州 “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
唐宋经济重心的转移：
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别是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黄河中下游。这除了人为的因素(如战乱及人口迁移等)以外，地理环境的缓慢变化也是因素之一。
二、关于地理环境的定义
1，地理环境决定论。主张地理环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理论；
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简称“决定论”。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
2，斯大林的观点：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的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地理环境的定义。宁可：地理环境，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互起作用或可能相互起作用的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等。地理环境是上述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系统。不仅如此，不能只从自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来看待地理环境，还应当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来看待。这样，地理环境不仅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类活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而且在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更大系统。（《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2， 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3，地理环境对人类 向其施加的影响反馈：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等。
四，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社会制度。
我国土地垦殖率低的原因：1，自然条件的。 我国有2/3的土地为高原沙漠，处在海拔1000以上，根本不适宜农业的种植，而最适宜的500米以下，只有14%。2，经济条件的。受经济实力的影响无力进行大的工程建设及环境改造。3，社会条件的。除战乱、灾荒外，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制度等制约因素很大。农民租地但收入很少，而地主不关心生产的改善。有的农民宁肯逃亡，也不愿租地。导致出现剩余劳动力与土地抛荒面积益广的悖论。
五，当代的挑战
江河上游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围垦湖泊，加剧泥沙淤积，降低蓄洪能力；
黄河断流，日趋严重；
水资源与水污染问题；
耕地减少；
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加剧 ；
食物安全的挑战；
中国灾害状况
1、中国古代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灾(包括洪灾和渍涝)、旱灾、病虫灾、地震灾、火山灾、低温灾(包括冰雹、雪灾、霜冻、寒潮)、风灾(包括大风、干热风、龙卷风、热带气旋、沙尘暴)、海啸灾、风暴潮灾、崩塌灾、泥石流灾、水土流失、盐碱化、瘟疫、滑坡、火灾、沙漠化等。这些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难以统计，带给人类的精神影响更无法估量。也可以这样说，传统农业的发展变化，完全是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抗争中进行的。
2、中国历史上的灾害群发期
夏禹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
两汉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
明清灾害群发期（1500年至1800年）
清末灾害群发期
3、灾害频发的原因：中国的特征是，在气候、水资源，以及由此决定的农业生产方面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季风的无规律性，主要河水流量的突然变动，这些河流上游盆地的侵蚀，以及随之而来的淤积和洪水，靠近干燥不毛的沙漠地区，所有这些都是造成不确定的因素。相比之下，欧洲温和、良好的气候无疑是相当有利的。——魏丕信，《18世纪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 ——汤因比，《历史研究》
二、中国历史上的救荒制度
1），雨雪粮价的发展；
汉代：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
唐代：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这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金朝：河防令；
明朝：黄河飞马报汛制度。
清代建立了雨雪、收成、粮价奏报制度和晴雨录。
2），仓储制度
《礼记》：国无三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九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方法：
常平之法；
入粟补官。
种类：
义仓、社仓、常平仓、惠民仓、广惠仓、社仓、和籴仓、预备仓。
3），水利兴修制度
4），农业抗灾技术与作物的推广：农书的利用；抗旱耐涝作物的引进。
3、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救荒制度
1,灾害的奏报与勘查;
2,灾害的赈济;
3,赋税的蠲免;
4,移民就食;
5,平粜与禁遏籴;
6,度牒与劝分;
（一） 主要制度简介：
1，灾害的祈祷；
2，反省“六事”及其演变：君主自谴制度；改元制度；策免三公（宰相）制度；因灾求言制度；大赦制度；因灾虑囚制度；避正殿制度；厌胜制度；减膳制度。
第三讲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
中国古代赋役制演变的基本线索：
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 唐中叶德宗时期，宰相杨炎颁布“两税法”。
明朝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一条鞭法的实行。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
（三）中国赋税制度产生的根由:
1, 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2, 将百姓拘束在这样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行业; 即实行“重农抑商”
四、影响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因素
1、政治经济背景因素
“初税亩”。
两税法。
深层次影响政治、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因素。
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中各个产业发展的比重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比如，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商业税收及关税等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从量上影响土地赋税的变革；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货币化的进程，为赋税制度由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变革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中相应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革更是主导着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
2、政权稳定及财政状况因素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即是财政状况，其次才是尽量简化征管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3、对资源的控制因素
税制变迁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而经济利益的获取又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控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的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赋税制度变革的一大原因。
对人口资源的控制也至关重要。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程度促成了以丁身课税到以资产课税再到完全以土地课税的变革历程。
五、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历史启示
1、正确处理国家与民的关系：“多予、少取、放活”
“多予”。实行“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
“少取”。不应考虑以土地资源税取代农业税，而应考虑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
“放活”。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的创造。消除所有制歧视，对进城务工就业的民工给予国民待遇。
2、对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1）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相适应。
（2）必须考虑财政状况的变革，根据总量以及结构上面的变化适当调整各项税收的税率、起征点等相应变革。
（3）必须适当发挥税收的宏观功能，保证税收制度在参与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合理调配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
（4）从整个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的总趋势看，税制改革历来都是围绕着税制的公平、简化的方向变革，这对于遵循“简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值得借鉴。
3、对“后税费时代”的启示
（1）当正税之外的杂派已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税费和财政制度，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就必须进行整顿治理，实施税费改革。黄宗羲定律明末三次加征
（2）彻底取消农业税，实行实行城乡税制一体化。
从“税人”到“税地”再到“税商”，这是税收制度发展的方向。
（3）历史上的税费改革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保护农民应该享有的利益。
六、李约瑟之谜：
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
二、为何在科学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
第一类是集权说。戴尔蒙德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Diamond,1999)。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戴尔蒙德以哥伦布的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哥伦布的计划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了。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宦官一旦失势,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但是,这个假说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多年。[1]税收的观点也属于此。
第二类是制度说。黄仁宇(1997)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黄仁宇认为,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黄仁宇从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问题在于,所有权的建立是否真如诺斯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起飞(更确切地说,是工业)的充分条件呢?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恰恰表明,所有权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1]
第三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也持这种观点(Lin,1995)。[1]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但是,这个解释所忽视的是,工业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如同诺斯(North,1981)所指出的,工业(公认的时期为1750年—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事实上,工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
第四类是思维方式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但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工业并不依赖于科学的帮助。
第五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是其中的代表。伊懋可(Elvin,1973)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
七、我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原因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物种边缘起源论 ）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
（7）宗教说
宗教说认为动物和植物的驯化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人类饲养动物和种植主要是为准备祭司用的贡品。牛、羊、猪、鸽子以及植物在古代都是用于祭司或巫术的，至今在从西班牙、葡萄牙延伸到东印度有一条“公牛带”，在此带内的人们对牛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
二、中国农业的起源
何炳棣教授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是顺应季节时令播种农作物，以耒耜等木石工具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种植耐旱的粟黍等农作物，从而奠定了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基础。
1，小麦 ：蓝勇认为其原产于西亚，中国黄河流域的小麦是后来引进的，迄今发现最早的小麦是距今3800年左右的孔雀河畔古墓沟目的。
第五講 中國農村金融
1、神秘与崇拜的象征
2、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
3、社会运转的润滑剂
二、旧有的农村金融
1，典当；
2，私人借贷；
3，合会；
1，南北朝时期的典质；
2，唐朝的质库；
3，宋朝的解质；
4，明代的钱庄；
5，清代的票号制度。
20世纪30年代，全国典当业大约有8000-1万家，每户的资本平均在2万元，资本总额约为2亿元。一般而言，资金在万元以上的成为典当，万元以下的称为押，最少的为质，是押当的分支机构；
典当物品的种类很多，凡是农产品和农具都可以典当。普通物品的当价仅相当于市价的20%、30%；
典当物品的利率。习惯是“值十当五，月利一分八厘”。但是各地并不相同。农村高于城市，北方高于南方。通常来说，利率最低为月利一分八厘，最高为三四分，通常在月利二分以上；
各省典当业的客户大多是农民 。
2，押田与典田。
押田（浙江称之为抵田），是农民以自己的田地作抵押，向地主或商业高利贷者立契约借款。借款作抵押的田地，仍旧由农民耕种，每年向债权人交麦、谷若干或钱作为利息。借款期限普通为10个月，最多一年。到期不能偿还本息的，重新订立契约，将利息加入本金续借，或将抵押契改为典契，乃至重新立卖绝契。
1、性质：近代高利贷的性质，不单纯是借贷本利的盘剥，并且和商业资本结合，进行着商业利润的剥削，成为兼并土地和维护人身依附的手段。
其实质是地主榨取农民和束缚农民与封建租佃关系的工具。
在社会作用上，一般是当作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中介形态或辅助形态，最终向商业资本或土地资本转化。
1），高利贷剥削是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
2）高利贷剥削农民更加贫困化；
3），高利贷剥削使农业日渐萎缩。
（四）中国古代的和会
1、王宗培《中国之合会》解释如下：“自其方法言之，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金融之组织也。”俗称“蟠桃”，各省又有集会、邀会、聚会、请会（山东）、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名称，通称为“义助会”。它与日本流行的旧式组合无尽（又称无尽讲、赖母子、或称赖母子讲）以及印度的夺标制（kuttu-chittu）、友助会（nibhi）等大致相同。
2、唐宋以后和会的主要形式
锄会。
吃会和告助。
保正会与牌甲会。
义社、粮社与祭社。
结社积钱与会仓。
文社中的合会。
窝窝头会与义赈会。
第七講 中國農業思想史
（1）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在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重农抑商”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对这种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从积极的角度认为它保证了农业国度的稳定与发展，也有从负面探讨，认为它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导致中国出现“李约瑟之谜”的重要缘由之一。
《尚书》将农事列为五常之教的首位；
西周的统治者每年以“籍田”的形式彰示其对农业的重视；
春秋诸子经济思想活跃，为后世重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与理论依据。
标志农本学说最终确立的是《管子》：
首先，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
其次，农业是国家积累和财政收入的基础；
第三，农业是国防的物质后备。
直到春秋末年，农工商还处在平等的地位，重农抑商的传统尚未形成。需要注意的是，重农抑商思想与重视农业的认识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战国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处于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们激励宣扬重农理论，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以为国家积累财富，重农思想逐步形成，李悝、商鞅、荀子、韩非子等并将抑商内容也融入其中。如商鞅首次提出了“本事”与“末立”的对立，制定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把重农抑商思想推行形成阶段；而韩非子第一次把农业置于本业的地位上，而把工商业放在无足轻重的末业位置上，从概念的外延上，拓展了经济的内涵，将其分为主次两大部门。
从积极的方面考虑，由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农业的剩余率相对较低，粮食显得较为稀缺。因此，重点、优先的发展农业，有利于保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能使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获得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有利于实现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反之，若工商业过于兴盛，可能会造成规模效益递减、经济资源浪费。可以说，在自然经济时代，对农业的重视是符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的合理性的；从更深的角度看，重农抑商也起到了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但是消极的看，这种单一粮食的狭隘农业观，妨碍了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的顺利发展；对工商业的过多设障迫使大量工商业资本回流到小农业，挤占了资本主义大农业所紧缺的宝贵资源，更加举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天不足。长远来看，这一思想也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商人的仇视，其恶劣影响一直到当代。
农业土地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最为丰富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其产生与演变过程最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占有关系规定了古代社会的主要阶级构成和经济利益格局，它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可能导致的政治的根源。
3、粮食价格理论
（1），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关注粮食价格理论的是春秋末年的计然。他认为，“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但是“谷能生人，能杀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这就是所谓的“计然之术”。有类似的说法的学者还有白圭、范蠡等。
（1），灾害的赈济思想。
《后汉书·刘陶传》记载:“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食为至急也。”这是历史上赈济思想的最早萌芽。
宋董煟在《救荒全法》中提出:“救荒有赈济、赈粜、赈贷三者,名既不同,用各有体。” “赈济者,用义仓米施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粜豆、麦、菽、粟之类亦可。”
明朝周文襄言:“极贫之民宜赈济,次贫宜赈粜,远地宜赈银。”
（2），调粟思想，包括移民就粟与移粟救民思想
（一）农业思想演变
1、，重农抑商说
鸦片战争的发生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农思想领域发生了分歧。一些带有古代社会浓重气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变革主张仅限于对封建农业经济修补式的沉思。在农本论问题上，他们仍旧坚持重农抑商的主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龚自珍、姚莹、包世臣、魏源等等。
与坚守重农抑商串通学说对立的是商战论者，但是他们所持的学说并不是单纯地要求发展商业，而是在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商业，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严复、陈炽、张之洞、张謇等。
实业是旧时对农工商业的总称。振兴实业的思想伴随着辛亥的发生而得大批发展，曾经作为一种思潮而对后世发生过重大影响。农业经济在振兴实业思想中获得正确的地位。与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贡献密切相关。
1、天命主义禳弭论：
2、防灾救灾论：一些实际性的救灾思想继续存在，如赋税蠲免、养恤、赈贷、兴修水利等等。
3、对灾荒与社会关系的理论：
政治与灾荒之间的关系 ：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所有的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他以为“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他补充道:“尽管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体懒惰的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
生态恶化与灾荒之关系 ：
战争与饥荒：
经济作物种植与饥荒：19世纪60—70年代,全国各省几乎都有种植,从北方情况来看,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成为罂粟盛产之地。
第八講 農書與相應的農業發明
1、农书的概念
农书是农业历史文献的主体，有时甚至把农书等同于农业历史文献。关于农书的定义，有好多种说法。
2、农书的起源以农业生产知识的积累为基础，以书籍载体的出现为前提。
原始农业时期，人类种植牧养的经验仅限于口传手授，只有在文字和书籍产生之后的商周时期，农事知识的记载才成为可能。由于农时掌握在早期农业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有关的技能和经验便最先累积为一定系统并被汇编成书，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
商周时成书的《夏小正》应看作农书萌芽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农业逐步确立，人们干预自然的能力加强，注意力由天时转向地利，土壤耕作的原理原则和技术措施有了很大发展；加之当时学术环境优宜， 农书产生之后，数量代有增加，形式和内容不断传承、演变，经久不衰，形成一大类别具特色的农业科技文献。纵观农书发展，宋元以前，主要是农书类型增加和内容、结构不断完善；明清时期则表现为专业性、地方性农书数量空前增加。
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论文以及《管子·地员篇》等可看作农书形成的标志。
汉魏时期初具规模。表现在农书种类的数量增加；综合性农书趋于完善（出现《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书）；农家月令书创立（《四民月令》问世）
隋唐宋元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农书问世（陆龟蒙的农具专书《耒耜经》）；官修农书的产生和发展（唐代《兆人本业》和北宋《真宗授时要录》均亡佚，元代《农桑辑要》是我国现有最早的官修农书）；耕织图产生（楼璹《耕织图》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后来的农书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发展（新增《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颇具特色的综合性农书）；农家月令书的演变（唐代有韩鄂《四时纂要》，元代有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专业性农书种类齐备.
贾思勰 ：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农书，总结了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提出了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等许多宝贵的思想。
农器图谱地位重要（农书）
第九講 新中國農業的發展
（一）人类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原始农业。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工具出现以前的农业。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实现了采集向种植业、狩猎向畜牧业的转变。
2．传统农业。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02—1995年，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为传统农业。”
3．现代农业。
傳統農業的特征：
“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为传统农业”
—西奥多·W·舒尔茨
即：生产方式长期不变，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
“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involution ,它源于拉丁语involutum ,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 ,由格尔茨成型,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了争论。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格尔茨则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黄宗智将内卷化理解为“劳动(力) 的边际报酬递减”：即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的减少，乡土社会的抚育能力低下，土地的投入与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耕作的边际报酬递减。格尔茨先生称之为“农业内卷化”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
第二次是人民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二）农业集体化阶段（1953—1957年）
（三）人民公社阶段（1958—1978年）
1、指导思想：1958年的总路线
1958年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2、“大跃进”运动
表现：农业上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引发各级干部浮夸风。工业上以钢为钢，大炼钢铁。
表现：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
人民公社管理：
经济形式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经营方式为集体统一经营；分配方式为通过“工分制”进行分配。简单讲，人民公社是一种政企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
特点：
1，组织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
2，政社合一；
3，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附录：人民公社简介
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后经多次调整，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同时，农村人民公社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制度上的各种弊端。
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农村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政社分设，重新建立乡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同时，在村一级建立了农民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经过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工分制發展曆史：
人民公社前
互助组时期，由于互助换工的需要，出现 人工、畜工 评定，工分制雏形产生。
初级社时期，“评工记分”形成。
高级社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完整界定。
大公社时期
1958-1961年，这一时期以工资制和配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即 “按需分配”。
实行“大食堂”“大锅饭”。
能反映劳动的工分制弃而不用。
人民公社时期
1962年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工分制恢复使用，出现了多种复杂多样的 形式，从而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伴随人民公社始终。
工分制的意義：
确保每个社员有基本社会保障，分配时先分口粮再按工分分配。
工分制缩小收入差距。
社员劳动与报酬间接挂钩，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稳定。
社员争得工分的过程中，客观上起到推动劳动积极性的作用。
工分制的不足：
工分数只能上不能下，使工分虚高，工分值降低。
社员追求工分数量而忽略质量。
评工记分困难，影响社员关系。
干部拥有，对工活分配有不合理现象。
无其他就业途径，工分制下劳动过密化。
人民公社的總結：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纳入了国家计划，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听命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安排，劳动实行工分制，收入分配由公社说了算。
几乎全部农产品都由国家定价，并且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国家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几乎拿走了全部农业剩余，农业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向农业征税，劳动报酬不能够与最终劳动成果挂钩，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生产队经济效益日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极端困难，很多农民处于饥饿状态，并且不允许农业劳动力流动，进而导致了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产生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1，基本内容：土地和大型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其他归个人所有；经营方式实行“双层经营”；按劳分配原则；
2，“双层经营”中以家庭分散为主。从生产工具、农业劳动者、劳动对象、产品分配等分析。
特征：
农地产权结构：两权分离
农村基本组织形式：农户